通常，土壤修复包括污染场地修复、矿山土地修复和耕地修复三个类型。“在土地修复市场上，目前最为热门的是污染场地修复。”中国环境修复网主编高胜达介绍，由于城市范围的扩容，以前的工矿企业用地也逐步变成了城镇建设用地，但工矿企业用地当年遗留的污染亟待治理，场地修复成为行业焦点。
“一般来说，一个污染场地的修复都需要上亿的资金，那么保守估计我国场地修复的资金大体上可以达到五六千亿。”在4月中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环境修复发展战略论坛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广贺表示。
“国家正在制定《十二五土壤环境保护规划》，对污染土壤修复问题高度重视。随着矿山土地修复和耕地修复技术的不断完善和示范工程的成功，整个土壤修复的市场规模会迅速增长。”陈同斌对本报表示，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的数据，我国受到污染的耕地已达3亿亩，初步预计整个土壤修复的市场，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上万亿。
事实上，发达国家对场地修复的投入也大得惊人。中信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污染土壤修复方面的投资约1000亿美元；在日本，调查显示有32万个受重金属或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场地，全部修复大约需要1600亿美元。
“荷兰在20世纪80年代已投资15亿美元进行土壤污染的修复，而德国在1995年一年之内就投资了60亿美元净化污染土壤。”北京建工集团总经理、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戴彬彬对本报记者指出，而国内的场地污染治理行业大幕刚刚拉开，预期市场前景广阔。
从土壤修复的运作模式来看，陈同斌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先由专门的单位提供修复工程技术咨询、设计，再由专门的工程公司负责修复方案的实施和施工，即修复工程的技术设计与修复工程的实施完全分离；另一种模式是拥有专有修复技术的环境修复企业，主要依托自身的专有修复技术提供修复工程服务。
本报记者发现，目前国内土壤修复市场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如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杭州大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时代环境修复有限公司、湖南永清盛世环保有限公司、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利特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基本上属于“全能”型公司，其业务范围覆盖污染场地调查、风险评估、修复施工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目前已获红杉资本的投资，并将于7月启动股改，预计年底完成股改，计划在明年登录创业板。
同时，在5月底举行的“2012年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生态修复论坛”上，北京高能时代环境修复公司技术总监甄胜利对本报记者介绍，该公司从2008年启动土壤修复项目之后，已承接了十几个项目，并承担了首个“十二五”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项目“株洲清水塘重金属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工程”，截至2011年年底土壤修复业务的产值已达3亿元。
而像北京瑞美德环境修复工程有限公司一类的修复技术公司则属于第二类，虽然企业规模不很大，但是拥有独特的专有技术，在修复市场中主要依托专有的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技术和修复剂开展修复工程服务。
“在上述企业之外，部分涉足环保的科研机构也是土壤修复业务的主力军，这些国家队的机构包括如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各地环科院等，它们在承接政府项目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一位不愿具名的环境修复企业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
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研究院研究员陈梦舫介绍，上述科研机构通常参与场地修复的调查和风险评估环节，很少涉足工程环节，一方面因为没有工程资质，另一方面工程的风险也比较高，但是它们会与场地修复的公司合作，为它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撑。
同时，场地修复也吸引了外资企业的进入，比如ERM中国，ACOM公司和ESD（伊世特）公司。“这些公司由于政策限制，很少涉足修复工程，主要侧重于场地修复的咨询业务。”高胜达指出。
“从场地修复的产业链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既包括调查评估、修复工程和咨询，也包括第三方检测行业，因为无论是前期的调查评估还是后期的工程验收，都离不开第三方的监测。”澳实分析测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元华对本报记者介绍。
本报获悉，随着我国土壤修复行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始涉足土壤检测领域，目前形成了以环保部门的监测机构为主、商业检测机构为辅的市场格局。在商业监测机构领域，主要的土壤检测机构有SGS通标、澳实、CTI华测、PONY谱尼等，其中华测已在创业板上市，而PONY谱尼也正筹划上市。
“预计到2020年，与场地修复相关的第三方环境检测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0亿至100亿元。”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环境测试服务部中国区经理杨进对本报记者分析。
尽管国内已有上百家场地修复的专业公司，但在北京环科院副院长姜林看来，国内真正专业化的修复公司很少，“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人员、技术和装备，仍处在发展的初步阶段”。
一位土壤修复专家对本报介绍，根据是否移动污染的土壤，土壤修复技术的技术路线可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具体而言，异位修复是将受污染的土壤挖出后用化学、物理方法清洗、焚烧处理及生物反应器等多种方法治理， 包括挖掘后填埋和水泥窑焚烧处理等，这是国外早期常用的方法。
“原位修复技术， 在现场条件下直接修复污染的土壤， 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原位气相抽取技术、原位生物修复技术，以及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原位土壤冲洗技术、原位电磁波频率加热技术等。”前述土壤修复专家指出。
对于上述两种技术路线，陈同斌曾公开表示，异位修复技术会面临土壤修复技术的场地选址、污染土壤运输和场地管理以及二次污染的问题，而原位修复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但其修复周期较长。
“国内的场地污染通常都是采用异位处理技术，因为房地产开放商拿到土地后在开发周期的压力之下，希望较早地开发出来，一年半载就要开工，因此留给场地修复企业的时间一般只有三个月。”高胜达介绍，但这种处理方式成本很高。污染场地的土壤挖掘加填埋通常只是污染物的移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此外，目前国内的挖掘填埋只是考虑到挖土、运输和填埋的费用，没有考虑污染情况跟踪和后续的环境风险监测等这些昂贵的后续监测成本问题。
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全国范围内处于实验室中的土壤修复技术储备已超过十年，技术种类近百种，目前我国植物修复、生物修复、焚烧、气提修复技术研发比较活跃，但陈同斌认为，这些技术大部分还停留在技术研发阶段，很少有技术能够满足工程应用的要求。
“整体情况是这样，但也有不少项目开始尝试气相抽提和生物修复技术。”杭州大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辉对本报介绍。
此外，在场地修复技术上，地下水的修复技术也不容忽视。“目前的场地修复有一种重土壤、轻地下水的不良现象。”张文辉称。
在技术瓶颈之外，政策的不明晰和资金来源也是制约场地修复行业发展的另外两大瓶颈。
“就场地修复产业的发展而言，国家需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样的场地需要修复？这需要一系列的指标体系来明确。”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福对本报记者指出，目前已经开展修复的北京、武汉、沈阳、重庆、广西和江浙一带遵循的都是地方环保部门出台的标准，国家层面也需要出台统一标准。
“从具体指标设计来看，污染场地筛选的指标涉及到的重金属指标可以相同，但是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标准各地会有区别。”陈梦舫表示，因此，国家也应制定一个验收标准，即场地修复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
张文海提出了进一步建议，国家应当加快建立全国的污染场地数据库，这样才能确保污染场地不会进入开发利用，否则开发利用之后的再修复成本会大大提高。
本报获悉，环保部于2004年和2008年先后江南体育官网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土壤污染防治的指导原则、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领域，提出要把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作为重点领域之一。但这一体系至今未能建立起来。姜林介绍，除目前已发布和正在征求意见的场地调查、风险评估、场地修复、监测等技术规范外，还有诸如修复过程控制、分类管理等一系列的规范和政策也需要编制。
同时，也有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制约环境修复行业发展的另一瓶颈就是资金，因为场地修复需要的资金较多，国内还没有像美国超级基金和棕地修复基金这样专门用于修复治理的资金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