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绿色经济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不断加剧，绿色经济发展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政府与市场、企业和公众共同作用下，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面临着绿色经济制度体系建设有待完善、发展主体能动作用有待加强、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任务艰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和绿色金融支持力量有待扩大等多重制约。未来，应重点完善绿色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优化绿色经济发展主体作用，加快建立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构建完备的绿色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体系和切实增强绿色金融支持等，全面推进我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绿色经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等特点，与绿色发展理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脉相承，[2]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3]绿色经济发展理念源于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目的是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基础上，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在各项措施中不断得到深化和细化，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政策、绿色产业发展政策、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法律法规等重要文件，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绿色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因此，应进一步认识绿色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在深入把握我国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习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4]绿色经济由经济、自然和社会形成系统闭环，三者互为促进与制约关系，其中，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载体，生态环境承载力制约着经济发展，而绿色经济的发展壮大能够实现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利用。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科学技术应用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决定了绿色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不断加剧背景下，我国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在推进绿色经济发展中，采取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相结合的手段，在企业和公众作用下，环境和自然资源稀缺性与经济外部性、社会公共性之间的矛盾逐步被化解。[5]
在马克思自然观诞生之前，人们更多基于二元对立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的统治者；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的附属物。[6]如果人是自然的统治者，无限制地开发利用自然，必然会打破人与自然的平衡，最终毁掉自身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把人简单看作自然的附属物，是将人物化，这显然也不合理。[7]马克思在人与自然关系研究上，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实践关系，“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8]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统一，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9]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态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等问题开始集中显露，伴随而来的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源枯竭和土地荒漠化开始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们深刻认识到，环境与自然资源都具有稀缺性，而科学技术的应用具有时代性和局限性，依靠科技进步并不能充分解决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由此，推进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成为必然，只有大力发展以生态优先、节约集约为基本目标的绿色经济，才能有效突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
绿色发展理念以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基础，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统一性，科学否定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对立的传统观点，认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0]应自觉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发展。一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和优质绿色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坚持生态优先前提下，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绿色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二是“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现实路径。“绿色生产方式”要求经济发展不能再以粗放的自然资源消耗为动力，更不能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而是要以各类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和创新要素来驱动经济发展，且保证生产全过程的清洁无污染；“绿色生活方式”要求人们要自觉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坚持绿色低碳环保消费理念，形成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这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绿色导向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发挥积极作用，是推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政府层面来看，一是政府通过制定绿色产业、绿色产品、绿色金融、绿色空间等相关发展规划，能够明确绿色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引导公众广泛参与到绿色经济发展进程中。二是政府通过实施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能源、绿色补贴等相关具体政策，能够有效扩大绿色产品供给和需求规模，切实降低绿色经济发展成本，助推绿色经济发展。三是政府通过制定清洁生产标准、污染源检查制度、排污口巡查制度等措施，能够对绿色经济发展实施全面的事前约束、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有效减少环境污染产权不清晰和外部性问题，为绿色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四是政府通过建立跨区域行政协调机制、冲突争端裁决机制等，能够有效推动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绿色协同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促进更大范围的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从市场层面来看，它通过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作用，能够有效推动绿色产品的生产、供给和消费。一是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有效满足市场上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在被分配的碳排放额度用完之后，向仍有碳排放配额结余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在保持全社会碳排放总量既定前提下，实现企业更好地向“绿”发展。二是排污权收费和交易市场机制不仅能够全面约束各类企业排污，也具有很好的灵活性，通过将相关生产企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和实现排污权有偿使用，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自觉调整生产规模、优化生产流程，激发企业为增加效益而积极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加速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企业在生产、流通、交换等环节的绿色化和公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绿色化，都能够切实擦亮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11]从企业层面来看，一是企业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和管理流程，能够有效推进生产、流通、交换等社会再生产关键环节的绿色化。二是企业通过加大创新投入，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绿色产品。三是一些企业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绿色技术和专利，发展成为专业的绿色服务型企业，这为有绿色转型需求的企业创造了条件，通过专门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节能减排方案和服务支持，能够更快地推东社会绿色化生产进程。从公众层面来看，随着绿色生活理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更愿意选择低碳环保的棉麻等天然织物，更加注重食物的绿色有机，更多地选择新能源汽车、共享单车等绿色出行方式，而这又会进一步倒逼各类企业加快推进绿色转型。未来，随着生活垃圾分类的广泛深入推进，公众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愈加明显。
综上，绿色经济在政府、市场、企业和公众的联动影响下持续向前发展。目前，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基本遵循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原则，从微观主体来看，企业和公众的参与动力还不够充分，一方面企业转型发展受到绿色技术创新短时间内较难突破、绿色转型成本较高等的制约，另一方面消费者受绿色产品种类少和价格高影响，绿色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化石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总量高等特点，[12]在绿色转型发展进程中主要面临着制度体系建设有待完善、发展主体能动作用有待加强、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任务艰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和绿色金融支持力量有待扩大等多重制约。
绿色经济发展还缺乏系统的制度支撑，在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考核、法律制度约束、生态补偿和绿色激励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专门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考核还有待深入推进，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虽然绿色GDP在很多年前就已提出，但在全国和地方现实GDP核算中，相关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并未被充分计入；政府绿色绩效考核虽在部分地区有试点，但并未在全国大范围实施。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依据还不完善，在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等细分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在部分特殊区域、流域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也缺乏专门的立法保护。三是在生态保护区与生态受益区之间尚未建立良好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围绕流域、湿地、森林、草原、耕地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的纵向生态补偿机制还有待深化，分类生态补偿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实化。四是针对绿色经济发展主体的激励还不够，尚未广泛深入开展绿色发展财政资金奖励和税收减免等激励政策。
在绿色经济发展中政府服务作用还不够，市场上的绿色产品和服务还十分有限，企业和公众的能动作用亟待释放。一是从政府和市场来看，部分政府仍存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观念，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上步调不一，提供的宏观调控服务、政策激励还不够，在大力引导绿色产业发展上还存在缺位。体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市场建设滞后，绿色产品与服务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均不充分。二是从企业和公众来看，部分企业绿色转型意识较弱，由于担心短期利润下滑，并不会自觉主动开展绿色转型，“不想转型”和“不敢转型”情况在各类企业中还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由于存在专业人才匮乏、绿色技术应用难等问题，陷入“想转型而不能转型”的尴尬境地。另外，绿色消费环境尚未形成，相关绿色教育、绿色宣传、绿色倡导活动等还比较少，消费者的绿色感知还比较弱，绿色消费意识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意愿还比较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正处在工业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传统产业占比高，能源、资源需求度高和环境影响强度大等特点，在实现绿色经济发展中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13]一是从制造业来看，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等传统资源型制造业存量大，绿色转型任务重，在更新制造设备和应用新制造工艺上，面临着较大的成本压力；而利润水平总体偏低的加工制造业占比偏高，企业自觉转型的动力相对不足，主动开展绿色转型制造的意愿不强。二是从服务业来看，我国绿色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占比偏高，集中了较多劳动密集型行业，而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占比相对偏低，绿色化服务在推动整个产业绿色化、高端化转型上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未来在提升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上面临着较大压力。三是从农业来看，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要更加注重绿色高标准农田建设；绿色农产品规模化生产进程滞后，由于零散种养成本高，绿色农产品市场价格也相对较高，导致市场需求积极性受到抑制；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污染防治意识有待提升，农业面源污染还处于治理存量、遏制增量关键阶段，农业实现绿色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已取得明显成效，但总体水平仍不高，在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均存在短板。一是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不足，前沿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远低于发达国家，不仅在绿色技术创新深度和前沿核心技术突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取得的基础性、集成性绿色创新成果也不多。二是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市场转化率不高，尚未建立系统的产学研协同机制，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应用水平总体不高，新能源储能技术、绿色氢能技术、碳捕集与利用技术等还有待深入广泛应用，市场效益亟待改善。三是鼓励绿色技术创新的氛围还不浓厚，存在企业经营主体地位不突出，绿色技术研发平台少，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成本高，持续深入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等问题。
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投资、绿色技术研发等绿色经济行为普遍面临融资约束，绿色金融对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支撑作用还有待加强。[14]一是绿色金融的产品类型还不丰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主动参与绿色项目投融资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应用相对滞后。二是绿色资金支持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企业实现绿色转型需要较长的时间，而长期性绿色金融支持政策还比较单一，常见的绿色债券周期长且收益不高，关注超额收益的机构参与热情并不高，发挥的实际作用比较有限。三是高素质绿色金融人才匮乏，绿色新兴产业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对审批绿色金融信贷的人员素质要求较高，需要从业人员既懂金融又懂环保，但目前具有较强交叉学科背景的绿色金融从业人员还比较少。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绿色经济发展不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然选择，更是有效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大国责任担当。[15]根据面临的现实挑战，应重点完善绿色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化绿色经济发展主体作用，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大绿色金融支持，更好推动我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国家层面高位统筹，地方层面协同推进原则，不断加强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支撑。[16]一是加强绿色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尽快在国家层面出台绿色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明确绿色经济发展的目标，制定长短期发展任务，提出可操作且真正有效适宜的发展路径，实施配套的支持政策，并成立绿色经济发展主管机构和监管部门，进一步压实绿色经济发展的任务和责任，充分引领和保障我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向前发展。二是健全绿色经济发展考核制度，加快完善绿色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对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绿色技术创新潜力等内容进行考核。其中，生态环境保护可用人均CO2 排放量、人均 SO2 排放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率、植树造林新增面积等指标来衡量，资源节约利用可用单位 GDP 能耗、人均用电量、人均生活用水量等指标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潜力可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万人实用新型专利有效量等指标来衡量，以科学评估政府绿色环保绩效和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系统规范引导绿色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三是加快完善环境法规、能源法规等生态环保类法规，形成不同领域间相互配合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法监督，严格追究破坏生态环境和浪费资源行为主体的相关法律责任，从法律层面约束各类经济主体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四是加快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统筹考虑国家与地方、普遍与特殊等关系。依据“谁保护谁受偿，谁受益谁补偿”原则，构建市场化、多元化、多层次生态补偿机制，全面实施生态横向补偿、纵向补偿和分类补偿。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为重点推进生态空间补偿，建立利益共享、成本共担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跨区域合作、区际公平和代际公平。五是建立常态化的绿色发展激励机制，按照“谁节能、谁保护、谁受益”原则，对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贡献主体给予常态化财政资金奖励和税收减免优惠，鼓励更多社会资源流向绿色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
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和公众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主体能动作用。
第一，在绿色经济发展中，一方面，要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按照“该放的要坚决放开放到位，该管的要切实管住管好”要求，[17]建设高水平服务型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在绿色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政策实施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作用；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及时进行补位，重点加快绿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大绿色公共服务供给；在市场能够更好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做到不越位。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体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市场，重点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用水权交易市场，发挥市场在节能减排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反映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让绿色产品具有更强的价格竞争力；建立完善可靠的绿色产品生产和认证体系，提升企业绿色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消费者绿色消费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倒逼企业加快推进绿色转型。
第二，企业和公众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应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企业作为绿色产品的供给主体，要全面强化自身生态环保责任意识，自觉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积极承担绿色生产及流通等社会责任，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加快实现传统生产向绿色化生产转型升级；根据企业绿色转型需求和短板，对其加大人才、技术和资金等支持，让企业不仅有意愿推进绿色转型，也有能力成功实现绿色转型；重点发挥国有企业排头兵作用，引领民营企业绿色生产、绿色经营，向社会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绿色环保节能的产品。另一方面，公众作为绿色产品消费主体，不仅是环境保护的直接受益者，也是环境问题的直接承受者，要主动提升自身的绿色消费意识，积极践行绿色消费理念，主动担当代内、代际绿色消费公平的道德责任，自觉摒弃传统过度消耗资源的消费倾向，积极开展绿色消费行动，主动购买资源节约、生态环保、经久耐用的绿色产品，加快养成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消费习惯。[18]
加快产业结构的绿色化改造，系统推进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的绿色化转型，建成集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绿色使用、回收循环利用等于一体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
第一，构建现代化绿色制造业体系。大力支持企业向生产清洁化和废物资源化方向转型，打造一批新型绿色工厂和绿色产江南体育平台业园区，建成更多从原材料到终端消费品的全链条绿色产品供给体系，让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增加值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源泉。重点加快对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等传统重工业和家用电器、服装皮革、日杂用品等传统轻工业的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制造，切实降低能源、资源使用强度。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技术、光伏制造、新材料制造等低碳环保产业，打造一批低碳环保引领性制造业企业。加大前瞻性绿色高端制造业发展布局，切实降低资源要素投入和提高知识性产出，形成一批高端、高效、绿色低碳产业集群。
第二，构建现代化绿色服务业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生产性服务业，并加快推进绿色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发挥绿色服务助力作用，有效提升整个产业的绿色生产效能。[19]加大绿色公共服务业供给，让更多居民和企业能够参与和享受到绿色公共服务，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就能实现低碳减排目的。全面优化生活性服务业，提升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优化服务流程及内容，实现生活性服务供给主体绿色化，服务全过程低碳化。
第三，构建现代化绿色农业体系。以完善农田电力、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为支撑，推进绿色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提升电力、水利等重要资源的使用能效，切实增强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20]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广泛推广种养循环，并以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减量化使用为抓手，严格控制农业生产源头污染，系统推进污染治理。以专业化农业服务组织为依托，全面提升农业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生产能力。另外，要进一步加大生态农产品价值宣传和价格补贴，充分保障生态农产品的优质优价，增强农民生态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绿色农产品规模化生产，有效提升绿色农产业供给和需求。
以创新驱动发展理念为指导，遵循绿色技术创新规律，切实加大生态保护、资源节约、污染减排等绿色技术研发资金投入，全面提高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水平。[21]一是加强基础性研究，加大人才和资金支持力度，推进绿色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等关键创新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二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依托公开透明的绿色技术产权市场。推进绿色知识产权的认定、保护、推广和应用，强化法律法规保障，将绿色技术创新的价值最大化，有效激发研发机构、高校和企业等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和应用主体的积极性，加速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进程，全面提升绿色科研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转化和市场化应用。三是营造高效透明、激励包容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在市场导向下，统筹发挥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相关政府部门作用，切实强化企业绿色创新经营主体地位，开拓更多绿色技术创新的机会，大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孵化转化，切实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市场效益。四是构建共性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平台，围绕新能源应用、污水处理、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联合开展绿色技术研发，协同推进共性绿色技术创新及应用。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全面强化绿色金融对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投资、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转型等的资金支持。[22]一是加大金融体系对绿色发展的资金支持，发挥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对绿色发展资金需要的主体支持作用，鼓励动员信托公司、中介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绿色发展提供更广泛的资金支持。二是加快完善和实施绿色金融政策，构建绿色经济发展的长效资金支持机制，切实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提升绿色资金规模和融资期限，为绿色创新型、生态环保型、节能减排型企业发展壮大提供长期性资金支持。三是强化绿色金融对“碳达峰”“碳中和”的促进作用，以绿色资金定向流动，引导产业链前端更多走向低碳化循环化，推进产业链中端企业加快绿色化转型，促进产业链后端有效开展三废绿色化处理和资源循环利用。四是加强绿色金融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支持，以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加大对氢能、风电、光伏等产业的资金支持，加快推进能源绿色化进程。五是加强绿色金融从业人员绿色产业专业知识培训，以更好适应绿色产业发展趋势，精准把握绿色行业生产经营特点和风险特征，为有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绿色生产流通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16.
[2]习.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J].新湘评论,2020(20)．
[3]张智光.面向生态文明的超循环经济:理论、模型与实例[J].生态学报,2017(13)．
[4]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7-19．
[5]中央宣传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42-249．
[6]唐啸.绿色经济理论最新发展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14(1)．
[8]罗伯特?M?索罗.增长理论一种解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1-24．
[9]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37．
[10]习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1]诸大建．绿色经济新理念及中国开展绿色经济研究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5)．
[12]邹一南,韩保江.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研究[J].行政管理改革,2022(9)．
[13]李金华．中国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发展现状与未来路径[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6)．
[14]张文,陈志峰．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保障制度: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J].南方金融,2022(5)．
[16]黎元生,游晶．区域经济绿色发展的主攻方向与政策着力点——以福建为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
[17]陈曙光．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方法论误区辨正[N].光明日报,2015-11-25.
[18]夏杰长,刘慧．加快发展低碳绿色消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略[J].国外社会科学,2022(6)．
[19]赵春明．“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绿色产业发展[J].学海,2016(1)．
[20]李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制度演化与实践行动[J].求索,2022(5)．
[21]庄芹芹,吴滨,洪群联．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理论内涵、实践探索与推进策略[J].经济学家,2020(11)．
[22]巴曙松,彭魏倬加．英国绿色金融实践：演变历程与比较研究[J].行政管理改革,2022(4)．
